通常 就目前我所接觸到的層面 人們大都認定儒家是阻礙中國進步的元凶
我覺得世事總是分成三種境界 甚至更多 也就是見山是山 見山不是山 最後又回到見山是山
個人認為儒家並不是阻礙中國進步的凶手 頂多只是助手 不會是元凶
可是 這看法只是個二十初頭 非歷史系畢業的無名小輩的看法 而否定儒家的看法則有很多學者支持 那些學者所下的功夫只會比我更多不會更少 或許他們看到更深的層面而我沒達到那個境界
但也可能我的粗淺看法誤打誤撞擊中更深的層面也不一定 真理沒有盡頭
儒家最為人所詬病的 是他扼殺了周末百家爭鳴的學術盛況 繼而帶來千百年的鑽牛角尖 無數知識分子耗盡精力往這個死胡同鑽
學者總會用東西方的比較來論證儒家的失敗 往往這是最主力的殺著
偏偏 我覺得這比較裡有盲點 因為學者忽略了基督教對西方的影響
我覺得儒家在中國的地位可以大約化同於西方的基督教
有人說把儒家定於一尊是種治術 所謂外儒內法 君君臣臣
關於外儒內法 這又有得說了
這四個字是帶有貶義的 如果持論者是儒家本位者的話 又或者是對法家有意見的人
但我覺得如果不搞外儒內法 還能怎麼搞？
基本上所謂法家 並不是像儒家一樣 是有本源的一派傳承 而是一群重現實 辨利害的實務家 古代來說有管子韓非 西方就是俾斯麥 馬基維利 這些實務家的想法 總稱為法家
所以法家其實等同於 重實際的治國方法
中國統一了就是一個大帝國 統治一個大帝國能不實際嗎？
反倒是儒家 本身有基本的思想精神 是比較死的 而且儒家的一些堅持不合時宜 比如井田制 分封諸侯棄郡縣 法分君子小人 ...... 當然不能作為核心的治術
外儒內法其實非常合理 以實際的運作 配上儒家的教化 好得不得了
現在話回到正題
中國歷代把儒家定於一統 使之成為中國兩千年多的精神寄望 卻越來越絕望
有時候我覺得 很多被人詬病的歷史舉措 其實都是不可避免的 重來一次也沒用
為何要定儒家於一統 是不是有其必要？
其實 應該是必定的 一個國家 尤其是大國家 必定需要一個精神來教化其人民
總是要有一個思想 不能隨便用“便於統治”這個大帽子給人戴
比如說忠君愛國 現在會被我們較注重個人的自由思想所詬病 但回頭一想 忠君愛國有什麼不對？ 你不教這個要教什麼？ 難道要教人民如何好好生活 生存以上也要生活以上 國難當頭就各自飛 活著最可貴
不可能啊！
當然不可否認統治者會用一些儒家的精神來牢籠人民 但更不可否認儒家思想是值得推行的
儒家的精神 證於基督教 實在好太多了
既然國家必定要推行一種精神 一種思想 那奉儒家為尊不過是歷史的巧合 或者說儒家比其他思想來得受青睞 是歷史的必然
這都不重要 今天就算定其他思想於一尊 或兼容並蓄 統合儒墨道 假如中國一直鑽牛角尖 沒走出死胡同 什麼思想都一樣會被詬病
且說中國一直鑽牛角尖也不對
雖然對西方歷史不是很瞭解 但總是隱隱覺得 西方會走到現在自由經濟這條路有很大的運氣成份
拿打擊私人財團這件事來說好了
均富一直是國家的最高原則 西方也一樣 儘管自由經濟下搞均富思想顯得有點自打嘴巴 但兩者還是要互相通融才能保證社會的安定
以統治者的角度來說 中國比歐洲成功多了 以各種手段抑制私人財團 雖然最後總是會失控 但比歐洲好多了 至少私人財團 也就是中產階級無法對抗政府
但沒想到就是這些不聽話的私人財團走出了歷史的活棋 創造自由經濟與還政于民
我們現在非議中國千百年來的專制很容易 可是當自己成為統治者 你敢放任私人財團發展嗎？
中國有很多國家災禍當頭 私人財團卻見死不救的例子
而且因為財富集中於私人財團手中 使得貧民更貧 流民更多 造成動亂 這問題到現在還存在
不然為什麼政府那麼重視貧富差距
說儒家一直鑽牛角尖有點苛責 其實除了歐美 哪個帝國產生過自由經濟
應該說他們想不到有自由經濟 民選政府這條新路
但除非歷史的造就 我覺得誰也想不到這條路 甚至無法創造這條路
以民選來說 除非是城市自治或小城邦國家 要一個大國的全部人民來自治實在有點異想天開
光是選舉就很麻煩了 外敵逼迫時 統治者的交替更是會平添國家動亂 造成危險
稍稍檢視一下現代最多八年任期的選總統制 很合理嗎？
也不一定 如果總統很能幹 只做八年太可惜
雖然長遠來看 輪替制是好的 可避免腐化
但在緊急時刻 輪替制很礙手礙腳
那中國歷史上是盛世多還是緊急時刻多？
在合理的現實衝突下 儒者不斷不切實際地教導集權的國君要愛民 順民 有點可笑
這是一種無奈 明末黃宗羲也看出專制之毒 但他提不出什麼解決方法 因為他想不出民主政治這替代方案
他想不到 任何人也想不到 就算想到了 沒有客觀環境的配合 想到也沒用
歷史很有趣 有時會顛倒黑白
以孟子為例 個人認為他是個大腐儒 其實直至南宋朱熹尊孟以前 孟子向來不怎麼討人喜歡 常有人罵他
孟子的民貴君輕被現代人視為民主的先驅
個人認為孟子的思想水平也不過等同於呂不韋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已
旨在勸誡國君要愛民 做不到就讓人民流一堆血來做掉你 幫國家換姓
這種思想很賣錢嗎？ 證於歷史是極為無奈的可悲
我相信 中國早期是存在像希臘那樣的城邦民主的
但對於春秋戰國時代的人來說 那是落伍的理想 即便是早孟子百多年的鄭子產也提出過不毁鄉校的想法
但人民的意見在亂世是沒地位的 而東周的天下形勢就好比近代民初的內外交迫
當然孟子要國君重民意是好的 但在那個時代 必也先提出強國之方 再求順民安治 比如吳起在修備國事後對魏武侯說：山河之固 在德不在險 這才是那個時代的偉人
而孟子只會空話一堆 這種人竟然死後身價大漲 真是為吳起那些有實際作為者感到不值
只是因為儒家後來成為學術的竿頭 偉大的法家人物就被貶得抬不起頭來
但儒家的下場也沒好到哪去 同樣的道理 只因為儒家不受到現代人的青睞 儘管歷代諸賢想盡辦法要讓國家更好 但最後都被某些偏激的學者鄙視
只能說，時間會決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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