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0日 星期四

關於 儒家的輕視實務

所謂輕視實務,指的是儒家以致仕經國為主流,視士途以外的一切為次流,甚至為鄙賤之事。

中國的政治,也很有這種問題,政務官跟實務官區分越來越清楚,真正把權的離現實越來越遠,只知道經世治國的大道理,但無法做實務、科學上的改革,甚至有時還會被地方上打理現實的能吏擺布,成了一個非常悲哀的局面。



其實儒家本就是貴族的教育,是為國家培育棟樑的,在這種趨向之下,當然會視致仕經國之外的一切為次流。好比斯巴達的軍事教育會視保家衛國之外的一切為次流,所向目標不同,眼光自會有所偏狹。

儒家人士的偏狹眼光與自視高超沒什麼錯,只要真能成為國家棟樑,整個社會為之犬馬也不為過,因為他們是國家的菁英。

即使是現在,也仍然是菁英為主流的社會,將職業分流品的習慣也存在著,只是古代重儒,現在重科學、民主教育。

不得不承認,中國流品之分十分的嚴,並且過度重儒,陷於死胡同太深,但我覺得,與其去怪儒家,倒不如通盤檢討整個中國歷史,為何西方能夠從基督教那個死胡同走出來,中國人不能?

為什麼在社會輿論壓力之下,西方人仍能夠致力於科學的突破,中國人不能?

中國之所以會形成政務實務嚴重脫鈎的敗局,可能有更深層的問題,甚至是中國民族性所致也說不定,儒家只是推波助瀾的助力而已。



最近在想,不管在哪個國家,應該都不太可能做到尊重各個職業的理想教育。多多少少都會迫於現實或教育目標而有所鄙薄。

舉個簡單的例子,國家絕對不會放縱學子們往某些行業發展,比如說勞工、演藝人員、運動選手、甚至是藝術家,因為他們對國家發展沒什麼太大的作用,或者說相對於某些投資報酬力高的領域,比較沒有好處。

雖然這麼講很不尊重,但世界很現實,想想看,如果台灣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長大後都想去當勞工,那台灣還有什麼競爭力嗎?

有人說政府不該干涉產業的發展,但個人認為很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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